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关乎人类的生存，是人类和其他文明的基础。本文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为什么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生态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保护与建设。隐患大，矛盾突出，生态环境建设任重道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这是“生态文明”首次载入中央文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大会报告的一个专门章节进行论述，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首次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任务，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奋斗目标相提并论[2] ，更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新党章，使其成为党的历史责任和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认识的巨大理论飞跃，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和谐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为家庭（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现在通常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的产生最早是从研究生物个体而开始的，随着个体生物研究的深入，“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和领域也越来越广，其也常常被定义为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好的、和谐的、绿色的等事物。

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先贤们就已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其本质是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道家推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求人们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并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中国历朝历代也有一些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逸周书》所谓“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和《周礼》所谓“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等概莫如此，而“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更是把治理“弃灰于公道”不良行为的律令推向极致，看起来虽然残酷，但古人重视环境保护的决心和意志决不含糊，这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和谐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生态文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各国长期主导的物质文明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负面影响的深刻反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有着极其深刻和广泛的重要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普世价值观。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已使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生态文明意识：人类社会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非自然世界的主宰，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类自身，呵护自然、呵护生命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进、和谐发展的基础。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无论选择何种社会制度、走何种发展道路，都应尊重和秉承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这一生态文明意识，那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先污染，后治理”的口号和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背离自然规律、背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普世价值观的愚蠢和盲动行为。

（2）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顺应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则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前者是内涵于后者的科学发展观，后者是涵盖前者的科学发展观。

（3）它是“建设美丽中国”奋斗目标的社会实践观。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其关键在于践行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任务，而生态文明的达成更需要科学技术、生态产业、资源利用、循环经济等广泛的社会实践支撑。因此，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不只是理念，更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和具体行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治理环境污染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2010年GDP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4]。” 世界银行《2007世界发展指标索引》表明，全球111个空气污染城市中，中国榜上有名的竟有24个。《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有近四成的城市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在监测的500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81个，占56.2% [5]。30年前，人们做梦不会想到中国有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样，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有今天如此恶化的生态环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频繁的生态危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吞噬着既有经济建设成就。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减少存量污染并任由环境生态问题不断进行增量的积累，必将迟滞和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功亏一篑。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是应时应景的时髦口号，而是治理当前严重环境污染的现实需要。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3]。”中国是人口大国，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发展不足和资源不足并存、生产巨大和消费巨大同在。一方面，人均资源有限，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资源消耗巨大，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铅增长380%、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5]，世界几乎到了中国需要什么，什么紧缺、中国购买什么，什么涨价地步。严重的资源紧缺和能源紧张，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已经激化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固有矛盾。如果中国继续沿袭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源、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老路，不仅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2年翻一番[2]”的宏伟奋斗目标无法达成，即使维持现有的GDP存量也将是中国自然和资源生态环境无法承受之重，甚至是世界自然和资源生态环境无法承受之重。因此，走投入少、产出多、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型发展道路，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水污染、大气污染、沙尘暴等生态环境事件，见多不怪的中国人开始清醒和觉悟，他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的一般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左手拿存折右手拿病例”、“一手拎着钱袋子一手提着药袋子”的生活不是小康，“城市越来越多乡村越来越少”、“高楼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汽车越来越多蓝天越来越少”、“高铁越来越多悠闲越来越少”的小康不是幸福。他们越来越怀念已经远去的蓝天白云、绿树成荫、鱼翔浅底、鹰击长空，越来越憧憬已经失去的新鲜空气、洁净河水、有机蔬菜、明亮星星，他们强烈要求远离污水、远离浊气、远离沙尘、远离不安全食品。即使面对一些已经有所改善的城市和乡村生态环境，他们也因为生态和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因为对幸福生活向往的越来越迫切、因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期待值的越来越高，而对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强烈要求党和政府进一步改善生存环境、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和幸福生活的强烈需求和美好向往，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应尽义务，而且是党和政府的历史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会后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四）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责任

毫无疑问，源自于工业化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生态恶化，并已转化成影响甚至威胁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问题。尽管目前80%以上的温室气体积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气候、环境、生态问题的全球性、公共性、后发性和不可逆转性，注定全球各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时必须加强全球合作、承担各自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已经最早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最快推行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计划、实施了最大力度的节能减排行动、种植了最大面积的人工林，但仍不能改变中国作为资源特别是煤炭消耗大国的现实。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2011年中国煤炭资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49.4%、石油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1.4%，2009年国际钢铁协会公布的我国钢铁消费量占世界的46.4%，《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趋势2012》公布的中国2011年CO2排放量占世界的29%，位居全球第一，SO2的排放从2005年就以成为世界第一位。[6]中国如此巨量和比重的资源消耗及气体排放，必然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生态安全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必然引起那些已度过生态环境危机高峰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泛道德化指责甚至一些低海拔发展中国家的非理性埋怨。中国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基础上，主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自主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率先实施节能减排计划，必将有助于加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必将有助于维护世界生态稳定和环境安全。从这一点讲，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中国承担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国际责任的具体体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努力培养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离开了人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离开了人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自我的道德约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已从总体上解决温饱问题，但不少欠发展地区的数千万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仍然没有树立起完全的生态文明意识。即使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公民，也存在不少利益驱动下的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形成全民的环境保护自觉和生态道德约束。因此，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与生态文明宣传，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刻不容缓且任重道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广泛而持久地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使各个阶层和领域的人都能接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球难以承载人类无限度的生产与消费”等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并将其渗透到社会生产、消费、生活的各个层面。要在各个层级的学校课堂上开设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课程，邀请相关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定期到学校讲授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组织学生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观学习，努力使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内容系统化、形式多样化。要利用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中国保护母亲河日、中国土地日等环境节日，广泛开展环境知识的社会化教育和宣传，努力动员和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热情。要着力改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积极培养全社会环保、绿色、生态、低碳、健康向上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习惯，努力使全社会逐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自觉和道德约束力量。

（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活生命安全

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尤其是食品安全事件和重大项目污染诱发群体性事件等突出环境问题频发。以2012年为例，在食品安全方面，先后出现“修正”毒胶囊事件、“健康元”地沟油制药事件、“酒鬼酒”塑化剂事件、“立顿”高毒农药事件、“雅培”奶粉事件、“肯特基”速生鸡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在重大项目方面，先后出现天津PC项目、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江苏启东污水排海项目、宁波镇海PX项目等多起环境污染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些突出的环境生态问题，不仅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恐慌和强烈不满，而且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命安全，必须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着力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加大食品、蔬菜、饮水、药品等的检疫检测力度，加大酒店、饭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食堂等的卫生检查频度，集中力量优先解决非法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化学品、危险废物、细颗粒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关系民生的环境问题，严厉查处企业违法排污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努力多还环保生态旧账、减少和避免环保生态新账，坚决遏止环境生态污染事件持续上升势头。要建立和完善环境生态的预警预报机制，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努力防患于未然。要完善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体系，严格环评标准，不断提高建设项目的环评准入门槛。要建立重特大建设项目的群众通报协商机制和专家评估论证机制，加强突发环境和生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努力将重大环境和生态安全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构建新的经济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仅靠全体国民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做保证、有新的经济评价体系作支撑。要“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要建立引导生态型项目开发的扶持性政策、防止和遏制破坏性经营的刚性约束政策、旨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科技投入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体系。要依法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努力通过扣除GDP总量中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效应价值，有效地遏制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要改革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因地制宜地考虑经济、生态、社会等众多因素，将环境良好和社会和谐与地方及官员的政绩挂钩，对只注重经济增长，不计资源环境成本，不顾社会问题的官员，坚决不予提拔重用。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生级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以消耗大量资源为成本、污染环境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继续沿袭“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的发展道路，已经越来越窄并最终是死路一条。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生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形成“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要以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改变为主攻方向，大幅降低水、土地、煤炭消耗，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支持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行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控制措施。要以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坚决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低端产业，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污染企业，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促进制造业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提升、由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提升。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规模化应用水平为主攻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的规模发展，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潜力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要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主攻方向，积极发展金融、物流、信息、中介服务等非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推进商贸、旅游、文化、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动漫、创意设计、服务外包、会展、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要以提高集约发展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为主攻方向，不断优化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规划和空间布局，引导企业向集约集中的产业集群发展，向高水平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配套、高能力协作的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集结。要以提高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主攻方向，努力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率和竞争力。

（五）加大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加快生态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投入，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尽管我国各级政府和众多企业、科研机构已经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但与我国的众多的生态类型、丰富的物种相比，与我国生态退化的严重性和保育恢复的要求相比，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对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仍很不足，在生态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基础研究、技术研究仍很薄弱，对生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仍很不力，必须采取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技术推广。要提高中央和地方环保专项资金总量和比重，加大生态建设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努力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重特大环境污染及生态修复项目、生态环境基础及应用科技研究项目、生态环境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等。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实施环境科研领军人才计划和人才工程，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杰出青年基金计划’等，结合环保领域特点和需求，培养造就一批环境科研领军人才。” [7]要引导企业加大环保科技投入，鼓励企业为公益性环保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要集中力量实施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化学品管理、土壤污染防治、绿色经济和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领域、环境与健康、境监管技术、环境基准与标准、核与辐射安全、全球环境问题研究、战略性新兴环保产业培育等领域的科技重大科技研究专项[7]，迅速形成一批环境生态的重大科技成果。要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的研发，重点研发火电厂脱硫脱硝成套技术、城市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技术、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技术、高效除尘与细微粉尘控制技术、大型垃圾焚烧及烟气处理技术、危险废物处理技术、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技术、清洁燃料技术、生态保护及修复技术、环境监测新技术等。要尽快完善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推进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环保产业体系建设，优先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装备制造业，努力培育一批有品牌、有实力、有市场的优势环保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要有针对性地遴选先进成熟的环境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在环境治理工程中推广示范；建设一批国家和地方环保科普基地，加强环保科技成果推广和环保科普工作。

（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力度

国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是一个国家进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活动的场所，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国土空间开发是以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通过人类的生产建设活动，获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资料的过程。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有限国土空间与无限经济社会活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在有限的国土空间范围内，通过国土空间优化布局、合理开发，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增长、更大的经济扩张，使我国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和改善，使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为此，国家要尽快审批和实施历时3年编制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使之迅速成为指导我国未来10-20年国土规划、开发、利用的纲领文件，成为引导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刚性政策，优先限制不建设区域控制，严格实行耕地面积保护，坚决防止土地无序利用。“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2]要根据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有关“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国土空间开发分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坚决走国土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要积极规划和有序引导已经兴起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积极打造国家级重点经济带，着力构建有影响力的经济区，加快培育新的增长极，重点发展城市群，推动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努力防止城镇建设“泡沫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倾向。“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

（七）加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尽力履行气候变化国际责任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共同的家园，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也已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应该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无论各国承认与否、意愿如何，保护环境都是世界各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恢复生态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是经济发展大国，又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国，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中国必须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必须成为解决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建设性力量，努力为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做出一个负责人大国应有的积极贡献。要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大力推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行动，坚持不懈地推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计划，努力实现中国政府自主确定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要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多边谈判和国际协商，广泛凝聚各方共识，不断巩固既有谈判成果，尽快达成“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能接受”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要积极参与全球及区域性的深度环境科技合作，不断加强全球性、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国际协作，努力为解决全球及区域性环境难题做出贡献。要强化与世界知名环境科研机构、大学、跨国公司的合作，密切跟踪国际环境科技前沿，积极引进国外环境保护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强化自主创新，扩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科技成果，提升我国环境科技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资本输出、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保护，坚决遏制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外投资项目“产业转移、污染转移”的环境污染现象，切实维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的国际形象。